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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底前，对在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工作中，发现的突出问题，要举一反三，建立健全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管理长效机制。在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工作中，对发现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违法违纪问题，以及出现大范围偷逃税行为且未依法履职的，要依规依纪严肃查处。

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在接受长江商报记者采访时认为，通过组建债务重组基金和员工股权激励的方式筹资，是常见的融资方式，但员工股权激励可能存在一些风险。“公司股价一旦大跌，员工持股就可能会发生亏损，部分员工持股甚至或会面临爆仓风险，给员工和投资者都带来较大的损失，给上市公司敲响了警钟。”

我们不妨展开来作一个比较详细的考察，先说减税降费，以往的减税降费盯的是需求效应，盯的是总量效应，但是这次不仅要盯需求效应，总量效应，而且要盯结构效应和供给效应。那么它是怎么一种结合的呢？比如说减税降费所要有明确的主体，给谁减，以往只盯总量效应和需求效应的时候，那就不管给谁减都能提升社会总需求，所以那个时候减税是企业、个人放在一起来减的，就是说只要是减税就能增加，或是企业的可支配收入，或者个人的可支配收入，而个人和企业可支配收入增加一定会带来总需求的增长。但是我们今年的减税降费明白无误的告诉大家，主要是给企业减税，给实体经济减税，这是完全不同的，不是说不加区分的去减。第二，减什么税？在以往盯着需求侧，盯住总量效应的时候，我们减的主要是所得税，因为什么，因为所得税离需求距离最近，所以那个时候凡是个人所得税，凡是企业所得税，往往都在减税的视野之内。我们今年减税降费的操作盯的是什么税？盯的是增值税，或者说主要盯的是增值税。为什么呢？因为给企业减税降费目的是什么？目的是给企业降成本，而不是给企业扩需求，减税的重点一定要放在和企业的成本相关的税种上。哪样一种税和企业的成本是密切关联的？任何产品的价格构成要素，任何产品价格构成要素是三个，一是它的具体成本，原材料投入成本和人工成本，二是流转性税费，三是它的利润。所以流转性的税和费，特别是在中国，增值税就作为减税的重点，这是和以往完全不一样的。以往的减税往往是临时性的，我们注重的是政策效应，短期效应，大家可能还记得2008年到2009年为了启动北京市的住房消费，我们对购买住房的契税暂免征收两年，两年过后契税依旧，但是观察一下我们今年对于增值税其他税种的减税是用的什么办法？不是政策调整的办法，而是改革性的办法，直接把税率降下来。意思是什么呢？不仅2019年减了，2020年照样减，2021年照样减，除非哪一天变动税法，这是改革性的。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我们可以看到在总量和结构效应兼容的条件下，减税降费走出了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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