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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已有涉及银行、保险、证券、基金以及期货等行业的多项市场准入开放和业务范围扩大政策渐次落地，可以说，金融业对外开放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未来，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走出去”，都离不开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虽然也有业内人士担心金融业对外开放过快，会给国内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带来一定冲击。但笔者认为，这种担心完全没有必要。我们不能因为害怕而不出去，相信监管层在推动各项政策时都是非常谨慎的，这些措施也是经过慎重评估后，才往前推进的，也就是说，我们是有备而来。
其次，虽然一二线城市居民高杠杆率抑制了汽车消费需求，但从负债率结构上来看，三四线城市居民部门负债率还比较低，近年来三线及以下城市迎来了较快的中产化，较低的负债率使得很多人把大量的金钱都用在了消费享受上。举例说明，大润发华东地区门店的数据显示，2019年1-2月三四线城市车厘子的整体销量，同比增长37%，同时，来自天猫的数据也表明，三四线城市人群购买车厘子的人群，增幅远高于一线城市；又例如根据尼尔森发布的《2018年中国家庭精明消费报告》显示，一二线城市趋向理性消费，三四五线城市则开始享受消费升级，其中，三四线城市海淘越来越疯狂，不少往昔只能在一二线城市看到的进口品牌，在下沉市场获得了很好的销量。因此，三四线居民负债率较低，且人均汽车保有量较低的情况下，市场未来具有较高消费潜力，是拉动汽车市场回暖的重要支撑。
解决道德风险和“大而不能倒”的出路在于建立事前规则、加强监管。针对此有两项主要变革。一是设立“生前遗嘱”，保证再大的机构在出现问题时也能按事前议定的程序实现有序清偿，而不会把整个系统拖下水；二是设立自救（bail-in）规则，不浪费纳税人的钱，要救就先用股东和债权人的资金，比如欧盟《银行复苏和清算指令》就规定自救金额至少要在总负债的8%以上。
在市场上无法融资，是大部分港股公司私有化的源动力。市场上还有哪些机会？那么，在香港市场上还有哪些公司，私有化的概率比较大呢？综合分析今年11家申请退市的公司，其中有9家涉及国企背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国企背景的公司，在PB<1的情况下，不能通过配股进行募资，否则会有贱卖国有资产的风险。
关于“短链革命”的话题，这两年因中美贸易战与新冠疫情所得到的关注愈来愈高，无论未来发展如何，这篇报导都会是一个很好的注脚。人类正在面临一个痛苦的抉择，彼此到底是保持距离好，还是靠近点？近两周，西方媒体对于“中国赢了吗？”“西方输了吗？”这类的议题多所关注，虽然标题很吸睛，但实在是一种肤浅的讨论。如果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那么欧美主要经济体被病毒击倒，怎么让中国受益呢？赢了什么呢？
项俊波曾在2016年两会上表示，“股东不能把保险公司作为‘提款机’”。为了减少风波影响，2016年以来，保监会先后出台包括降低保险机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将险企权益类投资上限降至“救市前”20%的投资比例等政策在内的“监管风暴”，项俊波也对外表示“绝不能把保险办成富豪俱乐部，更不容许保险被金融大鳄所借道和藏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