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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也不例外。如图4所示，2004年出现刘易斯拐点之后，特别是在2008年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生效之后，劳务纠纷数量也出现了明显的增加，从2004年到2012年，每年平均增幅12.6%。当然，劳务纠纷的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更加不稳定，而是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和制度的完善共生的一种现象。蔡昉（2014）从知名经济学家赫希曼（Hirschman，1970）的“退出、呼声和忠诚”的理论框架下对其进行了解释。赫希曼认为，任何一个组织的成员，当其在所在组织得到的利益和其付出不对称时，他可以选择退出，或者是表达呼声，前者是脱离组织关系，后者则寻求改善组织关系。这两个选择会交互作用，彼此影响。比如，如果缺乏表达呼声的渠道，人们会更容易选择退出。相反，如果能够通过便利的渠道表达自身的诉求，人们可能会首选表达呼声，其次才是退出。但是，一旦考虑到忠诚，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会使得选择更加复杂，忠诚度的提高，会大大降低退出的可能性。

疑问远不止如此：国企转制时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卖给了当时的国企高管，到底是否系违规操作？为什么每次出问题受罚的只是“具体当事人”，而不是管理层？身为上市公司，长生生物的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均为高俊芳同一人，其丈夫儿子等也在公司担任高管，这样的人事情况虽在企业自主范畴，可如何形成对不当操作的约束机制？现在那么多问题疫苗被打在了小孩身上，又该如何补救与追责？

（十五）复混肥料。抽查了26个省（区、市）362家企业生产的366批次复混肥料产品，其中68批次产品不合格，不合格发现率为18.6%。重点对总氮、有效五氧化二磷、水溶性磷占有效磷百分率、氧化钾、总养分、氯离子、有机质、粒度、酸碱度、包装标识等17个项目进行了检验。不合格项目涉及总氮、有效五氧化二磷、水溶性磷占有效磷百分率、氧化钾、总养分、氯离子、粒度、酸碱度、有机质、包装标识。

韦博英语的订单对金融机构提供的教育分期产品高度依赖，通常分期订单数量占比能达到6-7成，部分门店的分期订单数量占比甚至能达到8-9成。资金方和韦博英语合作金额十分可观，某业内人士这样告诉消金界，“京东和招联是此次事件最大的受害者。”一位前招联金融人士对消金界称，“合作金额不到5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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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投资者向代销平台索赔的现象，盈码基金研究员杨晓晴认为，代销机构属于销售渠道，职在如实向投资者披露产品信息，并揭示潜在的风险，并不参与资产的投资、项目的筛选，所以产品大幅亏损与锦安基金并无关系。大泰金石研究院资深研究员王骅也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投资者可能被2015年之前夸张的收益率蒙蔽了双眼，同时不排除虚假宣传的可能。但作为私募基金的投资者也应在产品推介过程中强化风险意识，充分了解自身对新三板类股权投资的风险和承受能力。